船长的权威和责任是和海上法律一样古老的概念。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运用，法律承认船长的独特地位：船东的代表和船舶航行时的主要决策制定者。船长还需对船舶的安全负责，最近新增的一份责任则是船舶的商业贸易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只有从19世纪后半叶拥有了国际电报系统后，船舶才能够和遥远的港口联系。经过超过50年的发展，海上的船舶才可用无线电报与外界相连。

　　今天的情况则完全是另一番模样，现代通讯技术让船舶成为公司总部的一个分支，双方通过越来越多的神奇的设备进行及时通讯。但是这些对于船长的权威来说是不是优势还存在争议。

　　伦敦航运法律中心举办的年度卡德瓦拉德辩论今年聚焦“受攻击的船长”，重谈21世纪海上指令的责任和义务。辩论关注点在于，长期理解的法律和实践中的船长角色正被外部操作的干扰所破坏。同时，船长的责任其实是增加了，通常是在船长鲜有实际控制力的领域。

　　外部干扰可能会延展至航海等事务，比如租船方可在外部直接发出指令决定航线和航速，而不考虑天气条件。也可能租船方或码头因载重而对船上货物计划进行了实质性变更，全然不顾船长的抗议，或将使船舶陷入因不合规而被黑的威胁。尽管很多船东会坚决地支持船长，反对无理的外部干扰，其他人则只会留下船长一人孤独地作战。

　　船长越来越脆弱

　　有一种基于BIMCO前段时间研究的看法认为，作为船东的代表，船长越来越容易因为自己显著的位置而被民事或刑事起诉。他们中有因在船上货物中被发现了毒品而被迫入狱的，罪名与监管不当有关;也有因船舶触碰码头底部的障碍物造成污染而受罚的;或因他们并未参与的污染事件被拖入法庭。他们是腐败官员发家致富的牺牲品，有船长被要求为短卸货物、损坏或违背地方法则负责。

　　这些是现代船长的一些困惑的总结吗?船长们的这些压力和负担仅仅发生在航运界，还是追求透明度和可量化度的现代工作生活的一种变迁?但是如果现代船长的生活中欺凌和骚乱成了常态，人们看到这份职业的责任会不会导致新一代船长数量大减。

　　专家组热议船长面临的问题

　　由4位演讲嘉宾组成的专家组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辩论。InterManager的Kuba Szymanski船长主持了辩论，嘉宾包括Ince合伙人和前船长Faz Peermohamed、West of England P&I Club的Michael Kelleher、纽约法律事务所K&L的合伙人Michael Chalos以及美国海岸警卫队(USCG)商务规则和标准总监Jeffrey Lantz。

　　Michael Kelleher证实船东和船长的负担都加重了，后者似乎是更好攻击的目标，现在的做法通常是在意外事件发生后，要求个人支付滞留费。West of England P&I Club可以支付辩护费，虽然还不是自动的。Michael Chalos此前成功为Exxon Valdez的船长辩护，他也认为船长的权威正在被侵蚀，而刑事侦查已经成为污染或死亡事件中的常态。

　　他也表示，美国对揭发者的奖励破坏了船长的角色，社交媒体或国际船员也未起到正面作用。他同时强调，如果“人们因做本职工作而被判犯法”是毫无意义的。

　　Jeffrey Lantz赞同根据国际公约，船长的负担比其他人都要重的观点。但是他也认为《国际安全管理章程》将陆上管理制度带到了船上的操作室。共同承担的责任已被承认，运营公司和岸上的个人同样也被检举了。全面来看美国的情况，他指出2015年，USCG 登上了57000艘船，导致了92起因不服从导致的诉讼案件，但是其中只有2起是船长的问题。

　　Faz Peermohamed认为船长的责任毫无疑问增加了。他列举的问题包括市场的压力、岸上“微观管理”、欺凌和骚乱、腐败问题、文件的大量增长、停靠港口时持续不断的调查监测等。难民和海盗是较新的问题。船长需要获得更多“公平性”。他认为很多负担大部分是由“无关紧要”的事物构成，实际操作时应该用善意的元素减少这些构成。

　　整个会议都可用来讨论这一话题，比如有观众提出船籍国的责任，但因时间有限只能浅尝辄止。然而，希望这样一场在诸多司法委员、商业法庭法官、著名律师等高层次观众前举行的辩论能为丰富他们未来的法律思维。